大通古镇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位于安庆、池州、铜陵三地交汇处，也是安庆至芜湖之间轮船中转重要码头，更是周边四方交会的要津。历史上的大通，曾是一座名蜚中外的江南江岸重镇，一度拥有常驻人口七、八万，号称十万之众的沿江商业“巨埠”。大通以“镇”面世，有文字记载的始见于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大通》一诗。依此可推算，“镇史”达千年以上。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这里已设有巡检司、递运所、水泊所等经济检查机构，同时设有“水驿”。然而，大通（特别是和悦洲）作为近代沿江流域重要商埠的形成，还是起始于清代咸丰|（一八五一年）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其间计约经历了八十多年的生长发展时期，其中以清末至民国二、三十年代最为繁荣，鼎盛时期的的和悦洲以“小上海”名扬于世。
杜兰特说“地理是历史的子宫”，这句话对我们研究大通的兴衰很有启发性。历史和地理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地理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常识告诉人们：历史事件必然要发生在相应的地域上。探究大通兴衰，追根溯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一个极其特殊的天文地理位置和水文环境上来。而探究地理环境也可以甚至也离不开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国学”智慧里找原因和答案。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空中可见之星集合体分成二十八宿，以天空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想象成四种动物形象。以大通和悦洲四至为例，东边是长龙山，蜿蜒绵长，郁葱起伏，生气勃勃；南边是青通河入江口，鱼水情深，舟楫争流；西边是大江中珍稀白暨豚和青暨豚，逐波戏浪，远处岸边是一望无际的丰沃田野；北边是羊山矶，突兀峭拔，屏障阻风。江心洲如出水芙蓉，聚四方之气，江心洲势似元宝形，寓意招财进宝之祥瑞之地。此乃物华天宝也。
古语云：“禽择良木而栖，凤非梧桐不落”。明察暗访，条分缕析可知，洲上同姓、同宗之家较少，多为杂姓，缺少大姓宗族，这一方面反映了和悦洲的规模开发史相对较短，另一方面也表明和悦洲是一个移民型聚落。移民包括周边本省地区，有来自两湖、江苏等外省。“客民分八帮，一曰两湖，即湖南、北也；二曰金斗，即庐州也；三曰大邑，即安庆府；四曰新安，即徽州；五曰泾太；六曰旌德；七曰池阳；八即土著。”可以说，洲上居民几乎全为外来之移民。万民聚而汇之，如飞凤回巢，注定是人杰地灵的绝配。
所谓“风水”也就是环境经营学，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风水明堂讲究开阔明亮，有蜿蜒有情之水为佳。如果借助徽州传统建筑文化，运用徽派古民居——天井，这一具象，我们不免惊奇的发现：这里的地势成“四水归堂”状，江心洲四面环水，如同一颗镶嵌在浩瀚大江中的明珠。一年之中不同季节分别有四方来水汇聚或影响此域是一种得水聚气的风水格局。所谓四水归堂，形象的说成四方八面的来水。主要有：
一是自西向东的安庆（长江安庆段与江西湖口交界处）、贵池江段与大通交界处的上游西边来水。这是长江主干流，源至顶流的天河。由于江心洲和悦洲的凸起阻拦，改变了长江的流向，本来自西向东流的长江，到这里变成了由南向北流，俗称“长江拐弯”。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成就了大通的繁荣。早在西汉时，这块地方官方就设置“梅根冶”，炼铜铸钱，直至明清。著名地理学家顺祖禹（清初人）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贵池县....梅根河，在府东西十五里，其源一出九华山泻于五溪桥，一出太婆山泻于马衙桥，交于双河，又北达大江，亦曰梅根港，港东五里即梅根监，历代铸钱之所，有钱官司之，故梅根港亦曰钱溪。”可见，大通的上游梅根冶就是历朝官庭铸铜钱的机构所在，自古生财源远流长。无独有偶，借用一句俗话“是金子总会发光”。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乘舟江下途经大通荷叶洲，眼前地势令他为之一亮，遂登陆与幕僚勘察，筹划在“大通设招商局，中路售盐向以大通为总汇”。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以两江总督兼清廷盐政大臣身份，由南京西上巡视途经大通，确认了和悦洲为沿江流域开办盐务的最佳场所。选择大通和悦洲集中督销和征收厘金，既能集中管辖，又可节控苏皖、浙、赣等数省水上航运。更有大通（包括河南咀）、和悦洲之间为一窄长内江带，可任千艘大船停泊栖息，免受风浪袭击，在这里设盐务关卡，实乃百川会海，安如磐石，一劳永逸享得万金之利。曾国藩站在和悦州上遥望江流，仿佛看到黄金如潮水正随着江涛滚滚而来。从此，“盐务招商局”、盐仓和督销局相继成立并建成。各路盐船云集大通和悦洲江湾者，常年不计其数。道光后期，在大通设“楚西掣验局”，驻局领导人仍为道员。楚岸（湖北、湖南）、西岸（江西）一带掣验局专管上游三省的盐船过境时，掣秤验照收税。小小的大通和悦洲其影响力居然“上接两湖”。
二是由西北向东南的枞阳白荡湖、枫沙湖、陈瑶湖等注入长江大通段的江北来水。枞川江北大地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尤其是江北广袤肥沃良田盛产的稻谷，从清末至抗战前，大通两岸米行多达二十多家，成为沿江芜湖之外的著名米市。几大湖浩瀚水域出产的鲜鱼等水产品，汇集大通和悦洲市场出售，“一度压断了街”。妥妥的加持形成了大通的米市和鱼市。“蕞尔荒洲”为何一跃变成“人烟稠密，瓦屋如鳞”，考察大通的兴盛热闹与繁华，其中之一，离不开一江之隔的枞阳江北紧密联系。可以说大通的平民百姓有一半以上都是枞阳江北过来的人。他们在大通建镇初期（大通镇始建于宋神宗末年，即公元1075年）就从江北来到江南的大通，千余年来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清末至民国时期，大通镇上的“三大木行”、“四大茶庄”、“八大帮会”、“十大饭店酒楼”，还有“四十八家鱼行”无一行当没有江北枞阳人。据史料记载，当年在白荡湖、陈瑶湖、枫沙湖中以打鱼为生的有数百上千人之多，适逢出鱼季节，每天进入到大通鱼市交易的鲜鱼达千石，占大通鱼市的半壁江山。大通镇上四十多家鱼行中约一半是江北人开办的。他们还发明制作了一种叫“臭鳜鱼”的菜谱，在盛夏仍可运至皖南徽州，至今成为徽菜一道名菜，并且成为一个产业而做强做大。
三是自南而北的长江南边的内河湖泊即青阳、木镇、童埠、十八索和缸窑湖等广袤水域的青通河，在河南咀出口处注入鹊江（夹江）的南边来水。据乾隆《铜陵县志》记载：“大通河，在车挢南十里，其水自青阳九华山发，又一出梅山冲，一出天门山，合车桥河入于江”。正是这条发源于九华山的青通河，凭借绵延不断山川和一望无际的湖泊，襟江带河，造就了千年渔村河南咀，带来了历史悠久的渔业旺盛，成就了大通鱼市场的几百年的繁荣，因而有了河南咀渔村名扬沿江六省的佳话。同时，由于青通河水系发达，沿河自古就建成了青阳、木镇、丁桥、童埠和澜溪老镇等古码头。早年皖南山区，铁路不通，公路甚少，小道崎岖，交通不便，徽州山区和邻近各县纵深广大腹地的土特产品，如棉花、黄豆、桐油、生漆、茶叶、蚕丝、苎麻、牛皮、猪鬃、鸡蛋等的外出和所需食盐（包括本应由陆路转向和悦洲下游芜湖销往上海的皖南主要外销商品——茶叶，也必须经和悦洲抽厘后再行）|运销；加上后来的英、美等国经销的肥皂、火柴、面粉、煤油和香烟并称为“五洋商品”的输入，这一出一进、经商运货，主要依靠木帆船作为交通工具，从青通河进出口，不仅货畅其流，还包括人员往来、信息资金的流动，极大的促进了大通商贸、经济和文化发展繁荣。
四乃是东海大潮涨水上溯长江最远点，到达大通，此为海水东来，故称东方来水。由于长龙山的阻隔，形成了海潮在这里回头的自然景象，上演了“大海在这里回头”的自然奇观。这是一条暗流涌动且具有无比强大力量的内生动力源，由于长江干流黄金水运主航道东西和上下游的通江达海，而东海又与四大洋七大洲相联。因此，自和悦洲设置盐务机构起，仿佛像开了挂一样，“一业带来百业兴”。“下通苏杭”让名不见经传的大通一度享有“小上海”的美誉。据考证，和悦洲的盐称“淮盐”。古时候淮河贯穿了江苏的连云港一带的盐场，其中淮安集中一个点，扬州一个点。淮安的盐是往北方销售，称“北盐”；扬州的盐往南方销售，称“南盐”。南方销售的“淮盐”正是从扬州进入长江，然后下到上海，上到江西、湖北等省。由长江下游扬州运盐至大通的船只，共有十八帮。那时各路盐船云集大通和悦洲江湾者，常年不计其数。从和悦洲连接铁板洲十余华里之水域，桅樯如林，风帆遮日，连渡江的小船也难以穿过。其中一票和两票的盐船（每票四4包）为多数。更有能载三票、一万二千包之巍峨高大盐船停泊。当时无机动设备，重载的盐船泊在大通港，必须等待适宜的大风方能启航，导致大批盐船一停就是数月或半年之久。船老板和跟载的盐商们又都是些腰缠万贯的富商，待航之际，无所事事，于是常年大批大批地留居大通和悦洲，不分日夜地涌上街头，吃喝玩乐，纸醉金迷。由于有各种航运船在此经过或停留，于是又有了专门承修来往船只的修船厂，带动了新的人、财、物的兴起。由于盐业的做大，设立了盐公堂（为盐商们聚会议事活动场所）。盐公堂集资雄厚，曾资助“振通电厂”发电。盐务经营采用“盐票”和“引”方式，是政府发给商人购盐、交税、运销的专利凭证。据此对食盐产、运、销征税。可以说推动大通和悦洲从荒地向巨镇演变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即是盐务。此时方圆三公里的江心洲竟有三街十三巷，人口十万，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正是天公造化河湖通江达海的四象机缘，汇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文化）流，对应了财富、人才、社会、文化，才成就了大通的八十年的繁荣昌盛。由于地理水利之便，大通不仅发展成为以商品流通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重地，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镇。历史上，屈原、孟浩然、黄庭坚、朱元璋、孙中山等众多伟人名士驻足停留，或登临咏唱，抒发豪情壮志；或翻检时空，祈福无涯过客。
特别是与九华山佛教圣地的结缘，对大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加持。唐开元七年（719）新罗国|（今朝鲜）皇族近亲金乔觉渡海来华，途经大通，上了九华山。日换星移，几经演化，九华山辟为地藏菩萨道场，成为中国“四大佛山”之一，并称著于世。正因为如此来朝拜九华山的长江上下游和南北各地香客，途经大通时的情景，蔚为壮观。每年正月和九、十月两度，南京、镇江、扬州、上海一带下江香客，还有来自更远的东南亚的佛教信徒纷至沓来，云聚大通。大通的大士阁为九华山“头天门”，朝圣的香客上岸第一站拜“大土阁”，然后或是乘船经青通河水路上九华山；或是走旱路（青铜路）徒步可直达九华山二圣殿。
此外，大通地处交通要冲，多元文化交融会聚的近代通商口岸，也使儒、释、道文化与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在此和谐共处，相互影响，兼收并蓄，形成了独特的开放、包容的大通文化。小小的弹丸之地，竟有西班牙、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四座教堂。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山河的变迁，社会的演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近代交通从水运为主让位于公路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大通迅速衰落。但是大通文化并没有因地理的变迁、物质遗存的消失和时事的变幻而不复存在。运用中国人文和自然国学传统文化，登此远望，尽收眼底，从而复盘它的前世今生。
大通由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贯通，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按照地域界定而出现的一种类型、是某一地域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而显现的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文化风貌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文化积淀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具有区域性、传统性和独特性。大通地域文化是极其丰富的，这当中有皖江水文化、船文化、航运文化、征战（含红色）文化、渔文化、盐文化、美食文化、佛文化、西教文化、商贸（公平诚信）文化、徽派建筑文化、市镇、市井文化、名士文化、名优特产文化、民俗文化等。
综上，这就是“四水归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对大通的形象化诠释和文字性演绎。（张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