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梅梅
八十载风雨兼程，八十载弦歌不辍。
2026年，枞阳中学迎来建校八十周年。这一年，也恰逢我的父亲章建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应母校之约，我循着家人的讲述与自己零散的记忆，重新回望父亲短暂而坎坷的一生。
父亲曾任枞阳中学第三任校长，也是学校改为公立后的首任校长。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章建中”或许只是校史中的一个名字；而在我们儿女心中，他是一位一生以教书为志、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没有放下教育理想的人。
从“常耕”到“建中”
父亲生于1916年，出生在枞阳县石岭村交通生产队。村庄位于老枞阳中学后门井亭马路对面，当地人称那里为“蒋家冲”，住着几户章姓人家。
祖父章少卿是一个普通农民，家中只有几亩薄田。父亲是长子，祖父给他取名“章常耕”，又给二叔取名“章满耕”，原本盼望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勤勤恳恳，守着田地过日子。
但父亲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只留在田垄上。
他年轻时曾赴上海求学，十九岁学成回乡，在官桥、会宫一带开始教书。后来，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章常耕”改为“章建中”。从“常耕”到“建中”，一字一念，寄托着那个年代一位青年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志向：教书育人，建设国家。
在官桥任教期间，父亲经同事汪德清老师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汪希珍。汪德清既是父亲的同事，也是母亲娘家的亲小爷。后来，他同样被错划为右派，获得平反后又回到枞阳二中教书。因为这段缘分，父亲与母亲结为夫妻，此后育有三子三女，在艰难的岁月里共同支撑起一个家。
腹有诗书，亦能琴画
父亲主要教授英语和国文。
家人曾经讲过，他刚开始教书时，个别学生年轻顽皮，不肯安静听课。父亲并不发怒，只站在讲台上从容地说起英语。学生们听得既新奇又佩服，渐渐收起了顽皮之心。从那以后，大家敬重他的才学，也愿意认真听他讲课。
父亲善于言谈，也擅长写文章。当时枞阳民间曾流传一句话：
“说不过叶国平，写不过章建中。”
这句乡间口耳相传的话，未必能够概括父亲，却从一个侧面留下了人们对他才学与文笔的印象。
教书之外，父亲还喜欢拉小提琴、唱黄梅戏，也爱国画和书法。小时候，我曾在大姐家见过父亲画的一幅山水画。画旁题写着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小嫂子娘家也曾珍藏过父亲的一幅《五虎图》，画中五只幼虎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乡亲们回忆，父亲写字作画时极其专注，尤擅运笔发力，有一次写完一副大字，已经满头是汗。
遗憾的是，父亲去世以后，他留下的许多字画没能保存下来。如今，我只能从长辈们的片言只语中，想象他伏案写字、临纸作画的模样。
回到故乡，执掌枞中
成家以后，为了谋生，也为了施展教育理想，父亲曾辗转上海、蚌埠、合肥等地教书，担任过教员和教导主任。
后来，应家乡友人之邀，他带着妻儿回到枞阳，进入枞阳中学任教。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他担任枞阳中学第三任校长，成为学校改为公立后的首任校长。
那个年代，办学条件远不如今日。校舍、图书、师资，处处都有困难。父亲和同事们所能依靠的，无非是一方讲台、一支粉笔，以及把学校办下去的信念。对于父亲而言，担任校长不只是一项职务，更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要发展，学生要读书，家乡也需要一代又一代有知识、有担当的青年。
1952年3月，因工作表现出色，父亲由枞阳中学调往安庆市师范学校任教，担任毕业班文学教研组组长。在那里，他继续任教约六年。
从十九岁初登讲台，到在枞阳中学和安庆师范学校任教，父亲将自己最好的年华交给了教育。讲台于他，不只是一处谋生之地，更是他安顿理想、报效国家的地方。
身在田野，心中的讲台仍在
1957年，父亲因早年的工作经历，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讲台，回乡接受劳动改造。
从教员、校长到普通劳动者，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回乡以后，父亲和生产队社员一起挖地、除草。常年握粉笔、翻书页的手，重新拿起锄头；没有做惯重体力劳动的他，手上、脚上很快磨起了水泡。
父亲没有因此沉沦。
大队兴修水利、开展生产建设时，他住在大队部，担任宣传员，以自己的绘画特长鼓舞社员。他画过拉车的、推车的、挑担的，也画过一幅批评“拉后腿”的漫画：一匹马正在奋力向前奔跑，后面却有一个人死死拉住它的后腿。画面简单直白，乡亲们一看便懂。
在国家开展扫盲工作的那些年里，父亲又在村里办起夜校。白天，他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他点起灯，教不识字的乡亲读书写字。
石岭大队老队长陆发友后来回忆，父亲的夜校办得很有起色，乡亲们都敬重他，亲切地称他为“大先生”。
命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却未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本心。父亲不能在正规学校里教书了，便把村里的大队屋当作教室；没有年轻学生，他便教辛苦了一天的农民识字。
只要还有人愿意学，他便仍是先生。
病中牵挂，仍系枞中
长期的劳累与困顿，使父亲的身体渐渐衰弱。即使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时候，他仍然牵挂着枞阳中学，也牵挂着儿女们的将来。
1962年，父亲为两个女儿操办婚事。同一天，大女儿章茵茵和二女儿章玲玲分别出嫁。在那个年代，让两个女儿同日出嫁，是一件颇为少见的事，也可见父亲并不拘泥于旧俗。
当时，二女儿章玲玲十七岁，嫁给了二十七岁的谢维一。谢维一是枞阳中学校医，为人和蔼可亲，在师生中很受尊敬。父亲在重病之中，将女儿托付给一位枞阳中学的校医，其中既有对谢维一人品的信任，也有他对这所学校难以割舍的感情。
后来的岁月里，谢维一不仅呵护自己的小家庭，也一直关心、照顾章家老小，给予我们这个家庭温厚的支持。
学校对于父亲而言，从来不只是一段任职经历。那里有他曾经站立过的讲台，有他共同工作过的同事，也有他愿意托付女儿终身的人。
那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地方。
临终之际，还想着去教书
1965年前后，父亲的肺病越来越严重。那时家中贫困，无力长期购买昂贵药物，虽有亲友尽力接济，终究难以挽回他的健康。此后几年，他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饮食起居都由母亲照料。
1969年的一个清晨，父亲忽然敲响桌边的脸盆，叫醒母亲，让她赶快起来烧水、招待客人。
母亲问：“哪里有客人？”
父亲却说，家里来了很多人，有的挑着稻箩，有的挎着篮子，他们都是来请他去教书的。
母亲向门外看去，院子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
就在那个早晨，父亲离开了人世，年仅五十三岁。
我不知道父亲生命最后看到的，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也许，在长久的病痛与恍惚中，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讲台；也许，那些挑着稻箩、挎着篮子的乡亲，是他在夜校教过的学生；也许，他只是太想再教一次书了。
迟来的昭雪
父亲去世多年以后，国家开始纠正反右运动中的错误。有关部门为父亲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
这份迟来的昭雪，他终究没能亲眼看到。
对于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而言，它不仅还给了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也让压在全家人心头多年的阴影终于渐渐散去。只是那些失去的岁月、未能继续的教育生涯，以及一位教师过早凋零的生命，再也无法重新来过。
父亲十九岁走上讲台，五十三岁离开人世。他当过教员，当过教导主任，当过校长，也当过乡村夜校里的“大先生”；他握过粉笔，也拿过锄头；他有过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也经历了无法选择的坎坷岁月。
身份在变，境遇在变，他对教育的感情却始终没有改变。
教泽长存，弦歌不辍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
关于他的许多往事，只能从模糊的回忆、亲友的讲述和乡亲们的只言片语中重新拼合。有些细节已经随岁月远去，有些字画也未能留存。然而，当我一次次回望父亲的人生，那个身影却变得越来越清晰：
他是站在讲台上用英语折服学生的青年教师，是伏案写字、擘画山水的文人，是在学校困难时期承担责任的校长，是在田间劳动后仍点灯办夜校的“大先生”，也是生命最后一个清晨，依然想着有人来请他教书的老人。
八十年过去，一代又一代枞中人在这里读书、成长，又从这里走向远方。校舍会改变，讲台会更新，但那些把一生交给教育的人，早已把自己的精神留在学校的血脉之中。
作为父亲的小女儿，也作为枞阳中学的一名校友，我谨以这些文字，纪念我的父亲章建中，纪念那一代筚路蓝缕、以教育建设家乡的前辈，也祝愿母校在新的岁月里，赓续初心，弦歌不辍。
（注：作者系章建中校长的小女儿、枞阳中学1980届校友）
编辑：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