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山水之城 青铜文化的起源

铜陵,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长江下游,现辖一县三区(枞阳县、铜官区、义安区、郊区)。总人口170.8万,总面积3008平方公里。

铜陵依山傍水,青山环抱,拥江环湖,自然条件优越,物产资源十分丰富,气候温暖湿润,历史文化悠久,文物颇具特色。截止2020年12月,境内已发现地表文物557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8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5处,馆藏文物4596余件。

铜陵城市景观


作为中国青铜文明发祥地、桐城派文化发源地,古朴厚重、熔旧铸新的“青铜文化”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桐城派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青铜文化是根植于铜陵这片热土的璀璨瑰宝。先民们用如火的热情、如山的淳朴、如水的智慧创造出一段灿丽的青铜文化。铜陵产铜久负盛名,先秦时期就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产铜基地,文献史料屡有记载,其铜矿采冶活动最早可上溯到商代,一直延至当代,三千余年久盛不衰,绵延不断,西汉唯一的“铜官”、六朝著名的“梅梗冶”、唐宋时期的“铜官场”“利国监”等官方重要的采冶机构均设置与此,世称“中国古铜都”。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铜是最先为人们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前后延续一千多年,独树一帜,世界瞩目。而它的物质基础就是采铜炼铜,没有数量巨大的铜料,又怎么能铸造出数以万计的商周青铜器呢?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在中国南方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古铜矿遗址,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古代铜源之谜。从湖南麻阳一一湖北大冶一一江西瑞昌一一安徽铜陵,一直延伸到苏南一带,分布着大量的古铜矿遗址。从这些古铜矿遗址特点上来看,江西瑞昌铜岭年代最早,为商代,湖北铜绿山保护的比较好,铜陵的古铜矿是规模大,点多面广,境内矿冶遗址密布,主要集中在铜官山、木鱼山、狮子山、凤凰山、金榔等、以及一江之隔的枞阳县,县境铜矿资源主要集中于白湖、会宫、周潭、钱铺一带,分布范围之大。随着矿冶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铜陵境内先后发现商周至唐宋等历代铜矿采冶遗址,据不完全统计约有60多处,以其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采冶规模之大而居全国之首,而且文化遗址十分丰富,从规模到时代跨度都为国内之冠,对于研究中国青铜文化和矿冶技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师姑墩遗址地处长江下游最大的铜矿带北缘,位于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长龙村,为长江南岸冲积平原的边缘,北面为平畈区,距现长江干流约10公里;南面数公里的山区即为长江下游最大的铜矿带,自商周以来一直是以铜的采、冶、铸为特点的资源重地。

2010年3-8月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共发现夏商至春秋时期房址的2座、灰坑10个、沟7条、水井1眼,另发现大量柱洞。出土陶、石、铜类编号标本250余件,以及较多的铜渣和炉壁残块。此外在遗址上层还发现应属明代的大型砖砌排水沟2条,似应与庙宇类建筑有关。

遗址的主体堆积为安徽江淮及沿江的商周遗址的典型形态,起建于干涸的湖沼相沉积之上,以黄土铺地,之后各时期不断在遗址边缘堆筑黄土并向外扩大,形成四周高、中间低的形态,垃圾则倾倒于中间低洼地,在周代便形成了典型的环居模式。


师姑墩遗址

师姑墩遗址的发掘除构建了皖南乃至更广大区域内自夏商至春秋时期的较完整文化序列外,还为长江下游商周时期的青铜冶铸和青铜生产的社会化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在此之前,长江下游发掘的矿冶遗址年代均很晚,但这次发掘在商代晚期地层中出土了少量铜渣和小件,证明了皖南青铜冶、铸时间可到商代。而从西周早期地层开始,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增多,基本涵盖了青铜冶铸的各个环节,如原料---个别矿石,冶铸设施---支座和较多粘铜炉壁等,冶铸废物---铜渣,浇铸工具---陶范和石范,成品---各种小件。证明这个普通的遗址存在青铜铸造,特别是刻纹的鼎类陶范证实还可铸造工艺较复杂的容器。这一套完整冶铸遗物的发现对研究商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系统而又丰富的材料。经调查的盆地内4处同时期遗址中,也有青铜冶铸的相关线索,可能意味着整个聚落群都与青铜冶铸有关,这就为我们从当时铜陵这个青铜资源重地的基层社会而不仅仅是上层社会这样一个社会角度来探讨青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也为研究夏商周王朝与东南资源重地的关系提供了准确的年代标尺和社会背景。

师姑墩遗址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经科学发掘、持续时间长、集冶铸为一体的遗址,对其冶铸遗物所反映的技术及所属时代的综合研究,为深入认识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发展及其生产组织状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科学资料。构建了皖南乃至更广大区域内自夏商至春秋时期的较完整文化序列,填补了皖南和沿江区域夏商时期文化的缺环。

有了冶铸,在此之前,应是找矿为先。古人是如何找矿开矿的呢?首先进行的是露天找矿,露天找矿之后就进行露天开采,地表一层开尽后,随之就进入坑采,坑采主要是由竖井、斜井、平巷三种联合开拓的方式然后沿着矿脉进行水平分层开采,矿井的结构一般采用木质结构。

铜陵自古产铜,史书中素有“坑冶之地”记载。一片片古采铜遗址,洞穿着历史的云烟。金牛洞古采矿遗址位于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凤凰村,早先此处为一小山,山腰有一古洞。民间传说天上神牛私下凡间,因迷恋凤凰山风景而不思返。天帝屡屡唤之,神牛钻入此山中,化为金银铜。金牛洞由此得名。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金牛洞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清理出的竖井、平巷、斜井,都是木支撑结构,有半框式和方框式两种,竖井井筒采用“企口接方框密集支架”结构,支扩立柱的顶端均为丫形接口,巷道两侧及顶棚用木棍、木板护帮,有的用竹席封顶,采矿方式是由下而上、水平分层开采。矿井中还发现有铜凿、铁斧、铁锄、木炭屑、竹筐、木桶等一批采掘工具及陶制生活器皿。发掘过程中,在巷道中发现了大量的木炭屑,最初估计与井巷通风有关,后经考证应是金牛洞遗址掌握了一种新的采矿技术“火爆法”,这是利用“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在富矿矿体上掘槽放入木炭或干柴,直接点燃烧烤后再泼水冷却,使矿体酥松,再用工具剥离矿石以提高采掘功效。

金牛洞遗址裸露的古矿井

金牛洞遗址仅为凤凰山古矿冶的一个采矿场,附近的药园山、虎形山和万迎山都曾发现过不少古代采矿井巷,其时代跨度从春秋至西汉。西南面800余米处的万迎山,古代炼渣遍地皆是,分布范围约2平方公里。此外,这一带还出土过铜锭和石质铸范,可见,凤凰山古矿区当时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综合铜工业区。

为了向人们展示中国古代铜矿采冶技术,开发以铜为主的人文历史景观,1992年,铜陵市着手对金牛洞遗址进行修复保护。修复后的金牛洞遗址气势宏伟,象征着1992年的92根水泥立柱用古铜色铁链相连,一棵棵翠绿的松柏簇拥,将遗址紧紧环抱,展现出古铜矿遗址特有的凝重和庄严。入口处正中重达2吨的铜牛雕塑,花岗岩基座上刻有原文化部长朱穆之先生题写的“金牛洞古采矿遗址”八个嵌金大字。北面是遗址陈列馆,西南面沿相思河岸建有题词碑廊,东面为观景平台,遗址边坡上支撑的锥空网架,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将裸露的古矿井遮掩的严严实实,弥漫着历史神秘和遐思,让人直接体味古代矿工劳作。金牛洞古采矿遗址是我国继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后第二个正式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的古铜矿遗址,现已成为古铜都一个重要的文物旅游景点。

金牛洞古采矿遗址

金牛洞古采矿遗址遗存丰富,场面壮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不仅是古铜都铜陵矿冶历史的一个有力见证,也是我国有一定代表性的重要古铜矿遗址。

中国古代何时利用硫化铜矿石冶炼铜,是冶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备受科技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学界所关注。由于硫化铜矿冶技术上需要在800度的温度下长时间焙烧脱硫,使铜的硫化物转化为氧化物,然后投入鼓风炉熔炼,产出含铁量较高的冰铜,在反复精炼才能得到纯铜,而氧化铜矿可以直接在熔点超过1083度的鼓风炉炼出纯铜,所以说硫化铜冶炼工艺要比氧化铜矿复杂先进的多。欧洲、西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已开采硫化铜矿,我国硫化铜矿的采冶历史文献记载仅见于宋代,考古资料上看,也仅在山西运城的东汉时期采矿场发现硫化铜矿。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皖南的铜陵、贵池、繁昌、南陵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菱形铜锭,并通过分析和研究,确认是硫化铜矿冶炼的遗物——冰铜锭,这对探索和研究中国硫化铜采冶历史和工艺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引起了海内外有关学术部门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而其中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就是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木鱼山冶炼遗址出土的冰铜锭。尤其是冶炼遗址上发现的数块冰铜锭,经多家科研部门测试分析为西周早期的硫化铜冶炼的产物,这对探索我国古代硫化铜采冶历史和工艺技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物资料。


木鱼山冶炼遗址,位于现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朱村新民自然村,其冶炼遗址分布范围大约10万平方米。

木鱼山冶炼遗址


1974年冬修水利时,当地农民在遗址取土时,发现了100多公斤重的铜锭。铜锭为菱形,大小不一,表面粗糙,呈铁锈色,从现存的几块来看,铜锭大约长50厘米,宽12厘米,厚0.6厘米,重1550克左右。


冰铜锭(西周)


198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清理发掘,清理出倒塌炼炉一座,并伴有陶片、红烧土碎块等冶炼遗物。经对铜锭取样送广州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先后采用不同科学检测手段进行测试,结果都表明这是硫化铜冶炼的遗物——冰铜锭。木鱼山冶炼遗址距今已有3000余年,约在商周之际,这将我国硫化铜采冶历史,文献记载仅见于宋代、考古资料也仅在山西运城的东汉时期采矿场发现硫化铜矿,可以说木鱼山冶炼遗址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使用硫化铜技术的实物见证。一段历史沉睡在千年时光中,一片火光深埋在大山深处。谁能想到:一块铜陵木鱼山出土的冰铜锭竟然将我国硫化铜采冶历史(从宋代文献记载到出土西周时期冰铜锭)推早了两千多年。

炼渣是古代炼铜的主要遗物之一,也是反映当时冶炼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考古材料看,早期炼铜采用地面竖炉,燃料主要是木炭,炉的容量有限,炼渣多为蘑菇状。汉到唐宋时期,由于燃料更替和鼓风设备改进,则由地面竖炉改为地炉,炉体增大,在炉前开沟放渣,炼渣一般为条、块状,罗家村大炼渣的形成正是这种地炉多次放渣烧结所致。

罗家村大炼渣,位于铜陵市铜官山北侧的罗家村,炼渣为褐色,近方形,呈巨石状,直径约有1.2米,厚度为0.8米以上,沿水沟边暴露。1987年11月,中科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矿冶考古专家华觉明教授来铜考察见到罗家村大炼渣后,连声惊叹:“中国之最,世界奇观!”

罗家村大炼渣附近的铜官山,因汉代在此设置铜官而得名,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古代铜矿生产基地。史料记载有“齐、梁时为梅根冶,以烹铜铁”,唐宋时期规模更甚,著名诗人李白曾以“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的诗句描绘了铜官山当时宏伟壮观的矿冶场面。近年来,文物部门在铜官山及其周围一带曾发现过许多采掘遗迹和大量废石堆积,炼渣遍地皆是,整个露采新村一带,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估计在20万吨以上,可见当时的矿冶规模之宏大。罗家村大炼渣虽经上千年风雨剥蚀,仍如巨石般屹立在铜官山脚下,不仅是铜陵古代规模宏大的矿冶活动最好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上的一大奇观。

2004年首届CCTV中国魅力城市评选中,罗家村大炼渣作为古铜都铜陵的城市瑰宝通过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展示在亿万观众面前,受到海内外电视观众喜爱和好评。2005年,铜都大道一期亮化工程建设中,在市建委的重视支持下,文物部门将要被掩埋的几块大炼渣重新安放在铜都大道罗家村段南侧,并对周遍环境进行绿化整治,使之成为铜都大道又一靓丽的铜文化景观。

靓丽的铜文化景观--罗家村大炼渣


先秦时期,铜陵地为吴头楚尾,先后归属于吴、越、楚,又与淮夷文化仅一江之隔,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文化的交叉点。因此,青铜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出土的青铜器既有与中原文化相同的因素,又有吴越铜器所特有的南方风格,还有一些则反映出皖南土著文化的色彩。器物造型、纹饰错综复杂,文化内涵丰富多样,充分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铜陵在我国先秦青铜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铜陵境内陆续出土了上百件珍贵的商周青铜器,不仅工艺精美、造型生动,而且品种繁多,地方特色浓厚,充分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铜陵在我国先秦青铜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1983年12月,铜陵县西湖镇童墩村(现铜官区西湖童墩村)农民王方明在挖水渠时,一下挖出了两件商代青铜器,分别是商代酒器爵和斝(音:贾),这不仅是铜陵,也是整个皖南地区迄今已发现的两件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其中爵为直壁平底,菌形单柱、柱顶饰涡纹,三角锥足,腹部饰饕餮(音:涛贴)纹,上下一周连珠纹,以弦纹为界栏,饕餮纹以鼻梁为基准线,两边为对称的目纹,通高23厘米、流至尾长19厘米。斝为筒腹,口外侈,双菌状柱,柱顶饰涡纹,平底,三角锥足,腹部上下各饰一周饕餮纹,上下对称共三组,通高33厘米,口径18厘米,腹径14厘米。

饕餮纹爵(商代早期)

饕餮纹斝(商代早期)

爵、斝都是商周时期的酒器。其中爵为饮酒器,相当于今天的酒杯,但当时仅限于奴隶主贵族使用,成为权势的象征,所以爵又被引申为“爵位”的意思,成了贵族封号秩序的统称。爵的形状,一般前面有饮酒的“流”,后有尾,中有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间有柱,除起装饰作用外,还在饮酒时抵住鼻梁,防止暴饮过量。斝为盛酒器,兼可温酒,圆口,有鋬有流,这两件器物常常组合在一起使用,西周早期以后,爵逐渐绝迹,斝也随之消失了。

我市出土的两件商代酒器,腹部都饰有饕餮纹,给人以威严和神奇。饕餮,是古人幻想的神话动物,《吕氏春秋·先识》:“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古人对神祗,十分虔诚,常以祭祀为媒介,对神祈求,用青铜器来供奉祭祀,以酒为礼,敬于鬼神,这就决定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常用饕餮等兽面纹饰来表现一种神秘而狞厉的美。

这两件青铜器从纹饰到器形上看,与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前期的爵、斝基本相同,距今约350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两件器物的表面都呈铁锈色,显然是含铁量较高所致,这和铜陵出土的不少青铜器表面都为铁锈色的现象相吻合。铜陵地区矿体中的铜矿石含铁品位较高,再联系到境内众多的古铜矿遗址和铸范来看,这两件爵、斝可能就是铜陵这地方所铸。由此看来,铜陵地区的青铜文化最迟在商代前期就已发生。而这两件酒器无论从铸造工艺到造型纹饰,同中原地区同一时期青铜器相比毫不逊色,证明我们铜陵青铜文化的成熟期与中原地区基本相近。因此这两件早商青铜酒器不仅是商人酗酒亡国留下的遗憾,更是古铜都三千多年铜文化历史的最有力实物见证!

一江之隔的枞阳,青铜文化也辐射到这块土地。汤家墩遗址位于铜陵市郊区周潭镇七井村发洪山下小七井大涧西侧。1989年9月至10月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汤家墩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将其年代初步判断为商代晚期。发掘出土的陶器、石器、青铜器、印纹硬陶、原始瓷5类文物达百余件,并发现有多块绿色铜矿石。最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7块陶范残片,均为铸造铜容器的范模。该遗址及其发现的遗物,为一处商周时期的铜器冶炼遗址,为研究我国早期范铸工艺和当时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7年7月曾在汤家墩遗址,出土了兽面纹青铜方彝,通高44、口长边20、口短边18、底长边12.7、底短边10.5厘米,重11.5公斤。方彝由盖、身、座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上宽下窄的形制。彝盖作四面坡庑殿式屋顶形,顶部伸出方柱,上安四阿式钮。盖与高方体、深腹、斜直壁的彝身以子母口相接,扣合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彝身上部两侧面各置一鋬,可以双手握住提取。平盖上铸昂首挺胸、振翅欲飞的凤鸟,彝身上部饰犹如垂帘的直棱纹,下部浮雕巨晴凝视、大口獠牙、粗鼻广角、似牛又似虎的兽面纹,方座上刻长身卷尾、一角一足、像蛇又像鳄鱼的夔龙纹,鸟纹、兽面纹、夔龙纹之下均衬以云雷纹,盖、身、座的边角处都饰以钩形长棱脊。彝平底,长方形直圈足,足下无缺口,上部有半圆形穿。圈足内悬挂一合瓦形铜铃,体腔内有鼓槌状铜舌,舌上部以环形钮与舞下部的半环形钮相连,摇之,仍可发出清脆悦耳的钉铛之声。像这种造型、这种花纹的西周初期青铜方彝,全世界只有2件,一件藏于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另一件出土于周潭镇汤家墩遗址,而出土的这件方彝的圈足内装有铜铃,更为少见。汤家墩遗址出土的方彝,这类器物在安徽首次发现,我国青铜器研究著名专家学者李学勤推断其年代不晚于周初,且为本地铸造而非输入品。

兽面纹方彝(西周)


弥足珍贵的古代礼器“兽面纹方彝”,造型雄壮奇瑰,形体厚重典雅,技艺精湛巧妙,凡视觉所见,可刻镂之处,无不有精美的花纹,纹饰繁缛华丽而富于变化,充分表明了当时人们已掌握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体现了古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浪漫的艺术气质。

在我国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当中,鼎是青铜器的重要器物种类之一,鼎最初是烹煮肉食的炊器,后来多用于祭祀和宴享时盛肉置牲,成为一些重大活动中必备的礼器,同时也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众人皆知的禹铸九鼎就是我国远古历史中绵延至今的一个与政权兴替密切相关的著名传说以及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都足以证明鼎为传国重器。

铜陵出土的兽面纹大鼎,通高为51厘米,口径44厘米,敞口平沿,方唇鼓腹,沿上双立耳外侈,三蹄足。腹部雕饰兽面纹一周,共三组,中间用扉棱间隔,足膝部有两道箍形圈饰。造型上因鼎腹较浅,设计者有意加长口沿立耳,将蹄足微收,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感和均衡感。

兽面纹大鼎(春秋)

全器形体大气凝重,雕饰线条粗犷简炼,风格豪犷朴素,实为南方青铜器中难得的一件重器。鼎腹部三组兽面纹饰均以蝶形扉棱为基线,突出了兽面的双目,实际上是将饕餮纹变形肢解,加以夸张,更加显出器物的肃然威严。饕餮是古人想象的一种神话动物,传说是一种贪得无厌的野兽,面目十分的可憎。饕餮纹就是以饕餮这种动物为原型,加以艺术的夸张而形成的纹饰,象征着神权和力量。这种带有浓郁神秘色彩的青铜纹饰,代表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过渡的一种艺术特征。说起这件大鼎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趣话。1981年的一天,原铜陵市文联一位老干部去市废品公司办事,偶然在装车待运的废铜烂铁堆中发现了这件大鼎。出于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一打听,原来是废品站从钟鸣镇农民手中收购来的出土文物,准备运往上海冶炼厂。他忙打电话给市文化局派人前来鉴定,才使得这件珍贵的青铜器免于熔毁的厄运。更巧的是,1979年在铜陵钟鸣这地方,当时还出土了一件形制纹饰、大小都十分接近的兽面纹大鼎,被当地农民卖到邻县繁昌黄浒废品收购站。后被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得知保护下来。1986年,这一对有着共同遭遇的姊妹大鼎双双选送到北京参加“全国拣选文物精品展览”,成为文博界轰动一时的佳话。1995年5月,铜陵市人民政府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展示和宣传古铜都悠久的铜文化历史,特拨款仿铸了我市出土的这件兽面纹大鼎赠送给安徽大学,取其“昌盛鼎立”之意,以祝愿安徽大学早日跨入国家“211”工程,问鼎东方,走向世界!另外,在我市的义安大道中段城市雕塑中的商周青铜壁和桥南的山水之门雕塑中都仿铸了这件春秋兽面纹大鼎,寓意有着三千年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历史的古铜都热忱欢迎四方宾朋前来铜陵做客。铜陵出土的这件兽面纹大鼎全器形体大气,凝重简洁的线条修饰着器物风格显的豪放朴实。它的出土不愧为南方青铜器中难得的一件重器,也为我国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件瑰宝,为研究铜陵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在铜陵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有一件造型生动活泼、地方特色鲜明的铜盉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1979年在铜陵县钟鸣镇出土的西周龙柄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盉,调味也。”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酒器。但同时考古资料表明盉又常与盘配合使用。盉一般为圆体,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三足或四足。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夏代),盛行于商代晚期至周代。

铜陵县(今义安区)钟鸣镇出土的这件龙柄盉呈甗状,上部盆形敞口,颈部饰有一周变形窃曲纹,下部鬲形三袋足,曲柄仰起,顶端为龙首,双目俯视盉口,器高18.2厘米,口径12.6厘米,柄长18厘米。整件器物构思巧妙,造型别致,一改中原铜器雄浑凝重的风格,给人以活泼生动的愉悦感受。

龙柄盉(西周)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由于龙为司水之神,因此在装饰上又用龙来象征水。这件龙柄盉柄端雕饰着龙首形象,俯视盉口,仿佛盉中盛满了美酒,强烈的突出了器物的用途。同时盉柄与圆口袋足的盉身形成对比达到了美观的效果,又产生出空间动感的视觉感受,充分显示了设计者的奇思妙想。在制作技术上盉身与柄分铸,再合范浇连,浑然一体,展示了较高的铸造工艺水平。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江淮地区的庐江、舒城等群舒故地也曾发现过类似形制的盉。史书记载商王曾多次伐淮夷,迫使淮夷到江南定居。春秋时期,铜陵归属于吴楚,而这一时期群舒小国先后被吴楚所吞并,从而使铜陵和江淮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密切的联系。龙柄盉的出现,对研究这一时期铜陵的青铜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1971年在原铜陵火车站基建时出土的鸟盖兽耳盉,这件鸟盖兽耳盉通高27.1厘米,口径13.9厘米,球腹,三蹄足,腹部饰有蟠虺纹和弦纹,并有两道对称的扉棱间隔,环形双耳,耳为兽面。盉盖中央伫立一鸟,圆眼尖喙,双翅并拢。这件器物整体造型活泼生动,与传统中原青铜器庄严厚重、规矩严谨的风格大为迥异,是春秋中晚期南方青铜器清新活泼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

鸟盖兽耳盉(春秋)


盉,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王国维《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金文‘盉'从禾者,乃像意兼谐声。故如《季良父盉》,字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

铜陵出土的这件鸟盖兽耳盉不见威严的兽面形象,而是华丽的蟠虺纹,造型上一反厚重庄严,在盉盖上伫立着一只矫健的小鸟,给人清新之感,充分反映了春秋晚期南方青铜器活泼自由的风格。同时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等级分明法度森严的奴隶制度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另外,盖上的鸟形提手也与当时南方的图腾崇拜有关,当时铜陵地区先后归属于吴越,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图腾崇拜的装饰。这件鸟盖兽耳盉,它对展示和研究安徽古代文明和铜陵先秦青铜工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指示发行了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邮票,一共有12枚。其中一枚就选中了铜陵出土的这件鸟纽盖盉,它当时的名字叫做鸭纽盖铜鼎,当时一同入选邮票的还有著名的“马踏飞燕”,即现今的中国旅游标志。

1989年7月在我市谢垅变电所基建工地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窖藏。窖藏位于谢垅变电所东北200米处丘陵上,窖口略呈椭圆状,距地表深约1.3米,底径为1.5米,窖内共出青铜器5件,计鼎2、甗1、杯1、匜1。器物放置有序,甗的甑鬲分开,将鬲套入甑口,东侧置匜,匜流口前放盉鋬的上半段和丁字型铜杂件;北部放盉,南和西面为两件鼎,其中蟠螭纹匜铸造工艺精良,造型独特,匜通高 21,流至尾长 42,腹围 87,尾部长 12,宽 5 厘米。平沿折唇,前有流口,后有鋬,整体形状似瓢,呈椭圆形,圜底下三个蹄型足,流口下沿有一个突出的小钩,腹部装饰一周环带状蟠螭纹。春秋时期流行的纹饰是蟠螭纹。螭是一种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蟠屈。以四方连续的构成方式组成大面积的装饰,没有凸起主纹,在青铜器表面组成犹如锦缎般繁密的图案。

匜,作为盛水器最早出现在西周中后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常常出现在祭祀、宴飨、典礼仪式等隆重场合。青铜器匜的形状颇似今人使用舀水的瓢,前有流,后有鋬,鋬就是把手的意思。在商周时期,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记载:“进盥,少者奉槃,长着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这段记载生动地描写了“沃盥之礼”的全过程:奴隶主贵族在举行祭祀和宴飨活动时,为表示庄重,安排专人负责,伺候沃盥,行礼时由年长者执匜浇水,年轻的人捧盘接水,请贵宾洗手,洗手之后再授巾擦手,以示恭敬和隆重。这件蟠螭纹匜,器形精美,做工细致,堪称春秋时期青铜器中的佳作。

蟠螭纹匜(春秋)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兵器数量不仅大为增加,其形制和制作技术也有了显著进步,而吴越兵器更因制作精良而名满天下。对此古籍文献多有记载。1984年马鞍山市东吴朱然墓中出土的漆盘上绘有“季札挂剑图”,描述了吴国的季札出使中原,途经徐国做客时,徐国国君羡慕季札的青铜佩剑,但又不便启齿相求,季札虽也明白徐君心愿,可想到自己还要出访列国,就没有赠剑给徐君。谁知待季札出使归来又重经徐国时,徐君早已去世。季札难过地来到徐君墓前悼念,并解下佩剑系挂在徐君墓前松树上,以了徐君生前之愿。在这个传说中可见吴国铜剑的精湛和珍贵。这个时期的王公贵族大兴佩剑之风,促使青铜兵器的装饰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菱形纹饰也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其中杰出的代表当推著名的国宝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器表上都饰有拭之不去、磨之依然的菱形暗格纹。在铜陵市博物馆收藏的40多件东周铜兵器中,也有两件菱形纹铜兵器,分别为剑和矛。其中剑(已残断)通长45厘米,柄长7.5厘米,中间有凸箍两道,柄端圆首。剑身菱纹灰白线条交叉构成,锋部菱形逐渐缩小。矛通长19.5厘米,矛身中脊突起,菱纹双线交叉构成,线条匀称规整,呈灰白色。

菱形暗格纹矛(春秋战国)

多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古代吴越铜兵器上的菱形纹装饰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但却解不开菱形纹饰在铜兵器表面如何形成的谜。因此揭示菱形纹饰的科技内涵成为中国青铜器和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经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上海博物馆、上海材料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利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反复测试分析,初步揭开了菱形纹饰形成的原因和作用,认为菱纹装饰使用了硫化物,得到黑色或暗灰色硫化铜。上海博物馆的谭德睿先生认为菱形图案的原色是黄白相间的,由于埋藏于含腐植酸水溶液的土壤中,通过腐植酸的氧化铬合作用,菱形纹饰由黄白相间变成黑亮—灰黄间等色泽。由此看来,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掌握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这种特殊而精湛的铜兵器表面合金化技术,即产生了装饰效果,又具备防腐功能,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又一项了不起的科技成就!

剑为众兵之首,在近战使用的短兵器中,剑较刀为后起。但由于其形制简率,利于卫体和近战,春秋中、晚期随着步战的广泛开展,遂迅速普及,成为军器配置中的常规兵刃器,与矛戟配合使用,并形成佩剑的时尚与习俗。

青铜复合剑的出现,复合剑剖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剑的实战性能。众所周知,如果剑的硬度太低,就很难保证锋利度和杀伤力。如果剑的硬度太高,就会很脆容易折断。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青铜复合剑刚柔相济,将两者结合到了一起。

在铜陵市博物馆展柜里,一把青铜复合剑立于展台之上,此剑长59厘米,宽4.9厘米。

青铜复合剑(战国)

青铜的主要成分是铜和锡,含锡量高的青铜硬度高,含锡量低的青铜硬度低。工匠们将硬度低的青铜铸成剑脊,在两刃的部位嵌合上硬度大的青铜作为剑刃。如此一来,当青铜剑受到冲击,较软的剑脊可以吸收冲击避免折断,而较硬的刃区可以保证杀伤力。青铜复合剑,是吴越青铜剑中的珍品。复合剑是指剑脊和剑刃用不同成分配比的青铜合金分别浇铸,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断折;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硬度高,特别锋利。具体制作是先铸造上两侧剑刃,在烘范过程中剑脊均匀化处理,使剑脊合金的韧性提高。由此可见,古代的工匠们就已经意识到锡含量对于青铜兵器的影响,通过多次锻造,来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表现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非常娴熟的铸造水平。

先秦时期,铜陵就已经是长江流域著名的产铜区。到了吴楚争霸的时候,由于地处吴头楚尾,因为有着丰富的铜资源,所以铜陵这里也是吴楚争霸的战争频繁之地。在铜陵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像剑、矛、戈、镞,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铜陵这里铜料的丰富,青铜器、兵器、铜钱等皆需要大量的铜料来铸造,所以自古以来铜陵乃“兵家必争之地”。

春秋兽耳鸟纹鉴,该器物1984年4月在铜陵市铜官山区第二加油站(今地点石城大道)出土,器物大口外撇,束颈有肩,腹两侧对称附一对龙首耳,矮圈足,腹上部饰一周鸟纹,下部饰一周倒三角鸟纹,圈足刻绳纹,通高9.5,口径27.9厘米。

兽耳鸟纹鉴(春秋)

《说文》:“鉴,大盆也。”其用途广泛,可以盛水,也可以照容,可以盛冰,大的还可以沐浴。在先秦时期作为礼器有盛水,照面之功能,鉴的字源实际上是繁体字的“監”,甲骨文的字形就作一人弯腰朝盆皿里看映像的形状(甲骨文“監”插图),说明商代以前人们大多是用陶盆盛水照容的,后来有了铜做的器皿之后,“監”熔进了金属含义,改作了鉴。

春秋兽耳鸟纹鉴,曾在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前夕,经北京奥组委审核同意,铜陵市仿铸了一对大型铜雕——春秋鉴,作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礼品安放在北京鸟巢主场馆门前,意在表达七千万江淮儿女对北京奥运的美好祝福。铜陵仿铸的这件春秋龙耳鸟纹鉴,鉴口径3.4米,寓意中国的34个省市自治区;器身饰56组青铜龙凤纹饰,寓意中国56个民族;器身两侧对称设置两个龙首耳,寓意身为龙的传人的中华儿女即将腾飞。圈足饰绳索纹,寓意13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印鉴”在中国是承诺与鉴证之意,2008年北京奥运标志采用了中国印的元素,春秋鉴与奥运标志相呼应,寓意在2008奥运圣火燃烧时刻,七千万江淮儿女与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共同鉴证这一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辉煌盛况。

安放在北京鸟巢主场馆门前的春秋鉴

铜陵市博物馆建筑设计,也是以春秋兽耳鸟纹鉴为原型,应用于建筑造型的铜装饰,更显端庄和古朴厚重。沿着铜陵博物馆广场大台阶拾级而上,左侧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型铜装饰春秋兽耳鸟纹鉴幕墙,充分体现了“古朴厚重、熔旧铸新、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铜都精神,以此为装饰,更能彰显地方特色。该铜幕墙用铜量达50多吨,器形上下两组龙纹,中间凤鸟纹,显示青铜的魅力与博大精深。

大型铜装饰春秋兽耳鸟纹鉴幕墙

铜陵市博物馆馆藏的汉代铜壶,形态各异,风格独特。铜壶,历史悠久,商代即有壶,至春秋战国时期制作极盛,形式多样,有圆形、方形、扁形、匏形等。《潜确居类书》:“壶周制也。而方圆有异。凡燕礼,与大夫射,卿大夫则皆用方壶,士皆用圆壶。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为臣者,有方直之义,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以有事,示为士者,以顺命为宜,故用圆。”可见壶还有等级差别的含义。

汉代的壶大体传承传统形式,但圆壶称为钟,方壶称为钫。壶既是盛酒器,也是盛水器,汉代并以壶作为量器。由于壶的不同造型,可以分别贮装不同内容的物品。

《淮南子》注:“十斛为钟。”

《左传》:“釜十则钟。”

《后汉书 郎顗传》注:“四釜为钟。”

由于大小不一,所以容量也不同。

古代铜制壶形器皿也作为计时器。唐 顾况 《乐府》:“玉醴随觞至,铜壶逐漏行。” 宋 王安石《春寒》诗:“冰残玉甃泉初动,水涩铜壶漏更长。”《水浒传》第三一回:“五鼓楼头,点点铜壶正滴。”《花月痕》第四一回:“别泪铜壶共滴,愁肠兰焰同煎。”

铜陵博物馆馆藏铜壶,弦纹提梁壶a:盛贮器,有盖,盖顶平,中间一环形提手,盖与口子母相扣,侈口,长颈,鼓腹,圈足外侈。腹饰三道弦纹,提梁,素面,通高51.5厘米,口径16.3厘米,腹径29.2厘米 。

                       

                                                                                    弦纹提梁壶a(汉代)                                                                            变形蟠螭纹提梁壶b(汉代)



变形蟠螭纹提梁壶b,盛贮器。带盖,盖顶平,残缺,盖口设一对环形耳。盖与口子母相扣,唇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对称设一对铺首衔环,带锁链状提梁,下腹部设有分区对称三个铺首衔环。口沿一周卷云纹,肩部及腹足部通饰蟠螭纹。通高34.5,口径6.7,腹径16厘米。

銗镂,器物为器盖、器身、提梁等组合在一起的复合器。器盖呈敞口浅杯状,口沿为尖唇弧沿,颈部较高。腹上部近肩处饰对称的二桥鼻钮,钮内穿环与二组铜链、提梁相衔接。提梁为同身双向龙头,龙头的齿缘间成环状,分别为两组钮环相联结。圆形腹底,近腹底处饰三蹄形矮足。通高:17、5厘米。

銗镂(汉代)

汉代青铜器,在纹饰上最初是素器,单纯朴素,并没有太多的装饰,到了后期青铜器才有一定的纹理装饰,汉代铜壶已有定式,鼓腹,小颈而口向外侈,圈足,腹的两侧多有铺首衔环,造型优美。不过流传汉代的大部分青铜器物都是素器,一部分是无纹饰的素面,另一方面装饰有几道弦纹或者在器盖上做了几件雕饰,虽然纹饰简单,但已经能让世人感觉到汉代古人已经更加注重器物造型的变化。即使只是在器物适当的部位上添加一道或几道,但却为之后的青铜器设计开启了思路,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将汉代的青铜器称之为“芙蓉出水”。

一位考古学家曾经说过:“一件文物,即是一部历史。”铜壶竟能演绎着历史的再现,铜壶上那精美的纹饰,就是先人们留下的历史印记,这印记在我们的眼前渐渐地洇漫成一幅凝固的怡人的画卷……铜陵馆藏的这些珍贵的汉代铜壶,为我们研究两汉时期的青铜器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我国最早的铜镜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此后铜镜被人们使用了近4000年。用铜做成的镜子,一般制成圆形或方形,背面铸纹饰、铭文图案,并配钮用来穿系;正面则以铅锡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熠熠古铜镜仿佛历史留下的一串串美丽足印,见证着古人对美丽的追求,它留给人们“破镜重圆”的缠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

铜陵市博物馆馆藏的神兽镜,为东汉(公元25- 220年)时期的铜器,直径10.4厘米,厚0.6厘米,圆形,圆钮,圆钮座,主纹饰高浮雕一虎,屈着身子,张着大嘴,右侧有一个蹲坐的古代传说中的飞仙,内周饰短斜线纹,外周饰云气纹,镜面略有弧度,黑亮洁净,是东汉时期神兽镜的典型代表。《三辅黄图·汉宫》中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中国古代有“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之说,这四大法力高强的神兽,就是镇守四方的祥瑞之兽。而白虎是杀伐之神,具有避邪、禳灾、祈丰及惩恶的扬善的神力。这件东汉神兽镜,主饰为白虎,呈规天矩地之象,显迎祥纳瑞之气。

神兽镜(东汉)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玄锡古鉴,净月澄华。古人制作铜镜除铸造外,还要磨光开镜,就是将镜面镀锡,加以研磨,形成光亮。“粉以玄锡,摩以白旃”,汉代铸镜工艺非常精湛,锡量的增加使得汉镜散发着高亮的白光。铜陵馆藏的东汉神兽镜,制作纯熟浑厚,镜光黑亮洁净,恍若汉代天宇中升起的一轮素月。

铜陵市博物馆还藏有汉代日光对称单层草叶纹镜,该镜直径10.9厘米,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刻有篆体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前一句是赞美镜质之佳,能够迎日透光,后一句则是寄托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镜内纽座外有方格,方格四个内角刻有方形图案,方格四边中心点外突起四个圆圆的乳钉,乳钉纹上连接桃形花苞,两侧对称排列一株单层草叶纹,方格四角伸出一株双瓣花枝纹,枝尖向外放射。此镜以圆镜喻天,钮座寓地,展示出方圆中国的气派。

日光对称单层草叶纹镜(汉代)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古建筑、陶瓷器、铜器等等方面。铜陵市博物馆藏有一面唐代云龙纹铜镜,它虽然埋藏地下千余年,历经时代、地貌的变迁和侵蚀,依然纹饰精美,清晰可照,完整无损,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鉴定为国家一级品。

云龙纹铜镜1982年12月出土于铜陵县湖城村,直径21,4厘米,镜呈八弧葵花形,半球形钮,镜背图案饰浮雕一龙,呈腾空而起之态,盘绕云纹之中,龙首较小,张口吐舌,龙首向钮,作吞钮珠状,四腿下有三趾利爪,周身饰鳞片,尾巴盘卷,外缘饰以祥云。古人制作铜镜的工艺可分为铸造、热处理、刮磨和开光四个步骤进行,其中“开光”,古人称为“开镜”或“磨光”,就是将镜面镀锡,加以研磨,形成光亮。此枚云龙纹铜镜通体黑亮洁净,形成表面包浆很好的“黑漆古”。所谓“黑漆古”,就是铜镜表面镀锡后表层自然腐蚀的结果,铜镜埋藏地下过久,由于与水土等物质发生物理化学变化,常会产生一种类似再生矿物的新化合物,如铜质酸化,可以变成黑灰色的黑铜,而全部黑漆古的形成,则与含少量的砒、锑等有关。这面唐镜可谓是盛唐时期铜镜的杰出代表,成为唐代铜镜鉴定的标准器。铜镜是古代人们用以照面饰容的日常用具。在玻璃尚未普及之前,他在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铜镜的制作在汉唐时期出现过两次高峰。唐镜的最大特点就是艺术样式及技艺手法的多样化,不仅形制纹饰变化多端,制作技艺也高妙诱人,而且画面色彩鲜艳,观赏价值极高。行家认为:唐镜的作风一改汉式拘谨板滞之态而作流畅华丽之姿,其取材亦一变矫揉造作之神话模式而偏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铸造手法亦由烦乱纷杂而转为清新优雅,使铜镜铸造业在此时达到鼎盛。

云龙纹铜镜(唐代)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铜陵地区作为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更显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弘扬青铜文化,还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掘传统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努力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这对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我们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作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借鉴或者参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刘宝林 董旭 余国章)

参考资料:

《考古》杂志:《金牛洞古采矿遗址发掘简报》,1989年第十期

铜陵市文物管理所:《铜陵文物工作二十年》,1998年10月

黄山书社:《铜陵博物馆文物集粹》,2012年10月

黄山书社:《汉魏铜镜选粹》,2010年10月

《考古》杂志:《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1998年5月

黄山书社:《青铜文化研究》第五辑刘宝林文章《铜陵博物馆藏铜镜》

《枞阳文物志》2008年5月

黄山书社:《青铜文化研究》第七辑刘宝林文章《从汉代铜镜铭文看汉代人们社会追求》

文物出版社:《安徽省博物馆藏文物》,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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